“丑妈妈”丑子冈,不上战场不扛枪,却得到毛泽东的尊敬,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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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生活过的人,特别是在战火硝烟中出生的孩子,无人不知“丑妈妈”的名字,也没有人会忘记这个名字。

“丑妈妈”名叫丑子冈,她长得确实不漂亮。一双小眼睛,说话的时候眨巴个没完,嘴巴总是不自然地撅起,还讲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除了毛泽东能一遍就听懂外,她与其他人的沟通相当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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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子冈的命运相当坎坷。她出生后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贫困异常,幸好妈妈思想开明,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送她去学校读书。1926年,丑子冈通过护士培训,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工作。

没多久,活泼开朗的丑子冈被挑选到政治部担任宣传员,在此期间认识了丈夫余家永,在陈毅的撮合下,两人结为伴侣。

婚后,余家永秘密潜回南昌工作,在南昌21小学担任校长。1930年8月,余家永被逮捕,此时丑子冈已经怀上了两人的第二个儿子,就在分娩的前3天,余家永英勇就义于南昌顺化门外。25岁的丑子冈听闻此事后痛不欲生,以致精神失常。

在家人和无数同情她遭遇的好心人帮助下,丑子冈走出了丧夫的阴影,也渐渐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她多次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着两个孩子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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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

她的到来解决了毛泽东的一大难题。

彼时,毛泽东正在和卫生部长傅连暲商量筹建保育院的事情。

尽管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好消息,但将士们的后代却无人照料。有的孩子被送到老乡家,有的送到亲戚家,那些孩子们的结果很不好,病死的、丢失的屡见不鲜。

延安保育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将孩子们集中到托儿所,可以使身在抗战一线的父母安心工作。令毛泽东感到头疼的是,托儿所所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别看这个小小的所长既没钱又没权,但此人身上的担子很重,她必须是富有爱心的女性,还得吃苦耐劳,有文化,最好是懂得一定的医学知识。

就在毛泽东和傅连暲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丑子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范围。丑子冈本来是想去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的,到延安后没几天,傅连暲便敲开了她家的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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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经过革命烈火锻炼过的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丑子冈痛快地接受了所长一职:“我是党从苦海中救出来的,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从1940年担任中央托儿所的所长,直到1963年去世,丑子冈在这个岗位上足足工作了23年。

最初,托儿所只有6个窑洞,7名小朋友,后来规模扩大,有了20间窑洞,从画图纸到设计整修方案、寻找民工、筹集资金,一切都需要丑子冈亲力亲为。

她一趟一趟地朝窑洞跑,鞋都磨坏了好几双。当时延安条件极端艰苦,用料和民工需要自己解决。没有料就将没用的东西卖掉,买料。请不起工人就是全体工作人员齐上阵,筛灰、和泥、上房顶,不分什么男女干部,大家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丑子冈常常昼夜奋战在工地上,几天几夜不合眼,就是为了赶快把窑洞修好,几十位孩子可以开开心心地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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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照顾孩子责任是很大的,这些还在吃奶、连路都走不好的小娃娃,一个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每位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照看一到两个孩子,外加行政管理和买菜做饭,人手、资金的缺乏都令丑子冈彻夜难寐。

别的倒还好说,丑子冈最怕孩子生病。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药品在延安十分稀缺,每年到了流行病的传染季,丑子冈都心惊胆战,唯恐孩子们免疫力差被传染上。

当时没有疫苗,预防只能靠单纯的物理隔离,丑子冈不得不通过少去集体场合、与外界隔离等方式保护孩子,但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孩子们没有一个被流行病击倒的,而当地老乡的孩子包括大人,每年都有染上传染病而死亡的。

还好宋庆龄通过海外募捐,运来了一批预防传染病的疫苗,虽然数量不多,却足以令丑子冈兴奋异常。后来,为了感谢洛杉矶华侨及美国市民的慷慨捐助,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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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子冈对孩子们实施的是“爱的教育”,她每天都会到班上察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她经常教育工作人员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内心很清楚谁是最关心他们的人,只要见到丑子冈,便立刻扑上去抱住她的大腿,甜甜地喊“丑妈妈”。

当时毛泽东、朱德等人,都大力称赞过丑子冈的付出,他们对这位无私的女性极为尊重。

丑子冈把全部的母爱都给了托儿所的孩子,却对自己的女儿丑松亮疏于照顾。

丑子冈在延安时,经人介绍在中央医院工作的张若萍,两人结为夫妻后,丑松亮又生下两个孩子。可惜没多久,张若萍登报声明与丑子冈离婚,丑子冈便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儿子,和与张若萍生的丑松亮共同生活。

因为丑子冈没时间照料亮亮,就把她托付给一个老乡,每月公家发的一点点补养品,丑子冈都送到老乡家中。

有次休息,丑子冈把女儿接回来,保育员周桂枝抱着亮亮去洗澡,结果被吓了一大跳,孩子的身上除了骨头就是皮,就连小屁股上都没有肉。反观那个老乡的孩子,养得又白又胖,丑子冈那些补养品的去处,已经十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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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轮番请求下,丑子冈终于接回了女儿。朱德夫人康克清前来托儿所视察时,看到瘦弱的小亮亮十分心疼,硬是将自己那半磅羊奶让给亮亮喝。

没多久,丑子冈要连夜赶往中央办公厅给孩子们要点粮食与副食品,托人照看一下亮亮。深夜时分,保育员饥饿难忍,出门去找点吃的。就在她离开后不久,窜出来一群大老鼠,把亮亮当成美餐,她的胳膊、手都被咬得鲜血淋漓,鼻子也被咬掉一大块。

丑子冈回来后,心疼地抱着孩子,却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丑松亮后来成为医院的高级主治医师,鼻子上依然带着一条很长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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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儿所的工作人员们顿顿喝稀粥,但孩子们的伙食却是延安城里最好的。每个孩子保证有一个鸡蛋,青菜也不会断顿,菜谱从不重样。就连孩子们用的小碗,每次洗后都要用大铁锅煮沸消毒。

为了这种伙食标准,丑子冈在背后付出了无数心血。她带领工作人员种菜种玉米,还养了猪、羊、鸡,给孩子磨豆浆、豆腐、磨面,孩子们不仅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喝上羊奶,吃上猪羊肉和豆腐。

到了1945年,90多个孩子在整整一年中除去十个有轻微感冒外,没发生过任何疾病。

陕北地区当时狼特别多,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狼叼走的事件。丑子冈在一次值夜班时发现了闯进托儿所的大灰狼,她一个人举着大木棒,足足追出去几里地,野狼被累得气喘吁吁,她也几乎要趴下,还好那头狼意识到面前这个女人惹不起,扭头走开了。

1946年底,胡宗南进攻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大迁移。

撤离时,丑子冈把全体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开会,告诉保育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还亲自示范了很多动作,比如飞机俯冲扫射时该怎样保护孩子,马受惊了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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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匹拖着两个孩子的马踩滑了石头,连马带孩子就要翻滚到山下去,很多人急得大喊,只有丑子冈和另一位所长猛扑上前,拼命向后拉马背上的梁架。

两人被马拖着滑到山底,由于她们始终紧拽着马身,马没有翻滚,孩子们也没有掉出来,性命无恙。

大转移时,托儿所是敌人重要的袭击目标。在此之前,他们偷偷潜入托儿所,杀害了刘伯承元帅的爱女小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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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刘伯承

在撤离延安的途中,丑子冈规定孩子们吃饭、喝水必须由专人负责。可当她听说有名部队的干部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后,心立刻又提到了嗓子眼。

恰巧亮亮走到妈妈面前,丑子冈看到女儿手腕上带着的闪亮银镯子,突然有了主意。

她将银镯子制成了一双银筷子,用以检测孩子们的食物。这双银镯子其实是丑子冈结婚时,丈夫送给她的新婚礼物,如今,它们变成了毫不起眼的筷子,守护着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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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的行军路途十分艰难,孩子们屁股后面,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正规军,又追又赶,又轰又炸,情况万分紧急。就在这种情况下,丑子冈也没忘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弄上个鸡蛋吃。

保育员们趁孩子休息时,到一些没有敌情的小村庄,向老百姓买鸡蛋。有时也化了装,混入老乡人群中,到集市上买点。实在没办法时,他们还去掏过鸟窝,摸过鸽子蛋,逮过野鸡、野兔,反正是能给孩子们改善生活的,他们都去干。

1948年春天,托儿所辗转1200多里,来到了河北平山。听闻这个消息,很多家长跑到托儿所来找自己的孩子。

在撤退途中,由于不断地突围和激战,很多父母亲自带的孩子都夭折了,病死、炸死,甚至还有因为盖得多被闷死的。

家长们在没有见到孩子前心情都忐忑不安,要知道,托儿所不是妇女就是老头,没有几位青壮年,路途中发生意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当家长们站在托儿所大门口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大群又黑又胖、结结实实的孩子。黑是赶路途中晒的,胖是因为旅途中丑子冈带领工作人员竭尽所能为孩子们补充营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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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二次长征”,90多名孩子不光一个没少,反而健健康康地成长着,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情,反观他们的“丑妈妈”,眼窝深深地凹陷,形容憔悴。可是,当看着家长们抱着孩子又搂又亲时,疲惫不堪的她忍不住咧着嘴笑了。

有了托儿所这颗定心丸,家长们安心走上前线消灭敌人,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

1948年托儿所进北京后,搬到了万寿寺大院,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安全系数也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丑子冈依然保持着半夜查铺的惯例。这个习惯伴随她从延安来到北京,足足坚持了20多年。

因为院子大,丑子冈每天要转上好几圈,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上床休息。她对孩子的事十分细心,细得让人惊讶。

有一次,在几百个孩子中,丑子冈一眼就发现一个小班孩子的鞋穿反了,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她立即把小班阿姨找到办公室,责备其粗心,还让阿姨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反着穿上,并问她舒服不舒服,直到那个阿姨承认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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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丑子冈也一直忙于幼教事业。她的级别不低,工资也挺高,但她很少为自己花一分钱,大部分钱都拿来帮助了周围的同志和孩子们。

无论春夏秋冬,丑子冈都穿着一套旧军装,根本没有便衣可换。有次去中南海开会,天气已经转暖,由于没有毛衣,她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法换下大棉袄。她只有一床较好的压风被子,贴身盖的是一床旧军被,补过多次,旧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在她的家里,找不出一样值钱的东西。

本以为儿女长大了,托儿所的那帮孩子们也走上了工作岗位,自己可以歇一口气的时候,丑子冈却突然病倒了。

她患的是癌症,当时根本无药可医。别人都替丑子冈难过,她却在动过几次手术后坚持工作,甚至比过去更忙。因为她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想要抓紧每一分钟,为孩子们多做一点事情。

与病魔奋战了5年后,丑子冈的身体越来越弱,终于支撑不住,躺在了医院病床上。

昔日那些在她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家长,都是懂得感恩的人。很多家长从国外给丑子冈买药。外交部黄镇大使的孩子先前也在托儿所,他得知丑子冈病重后,同夫人朱霖一起从印尼给买来一大麻袋草药,花了不少钱,丑子冈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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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朱霖

1963年2月底,丑子冈清晰地感觉到生命的活力正在离自己远去,她叮嘱来医院看望她的赵书记:“我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我死后不用棺葬,也不用火葬,只求把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让他们解剖、研究。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要求……”赵书记听到这里,顿时双泪长流。

当年丑子冈把女儿的银镯子改成银筷子时,曾许诺再给她买一对,结果直到去世,她也没能践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她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所有的工资都交了党费。

在丑子冈的追悼会上,来了许多的人,花圈堆满灵堂,周恩来亲自题了挽联。丑妈妈为孩子们做的一切,大家都能看得到、感受得到。只是,“丑妈妈”再也听不到孩子们深情的呼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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